第十三章 禮器

第十三章  禮器

一 六瑞、六器

    禮器，是三代時期國家用於封官拜爵、禮神、祭祀天地四方的器物，這有謂之「六瑞」和「六器」。

    周禮春官大宗伯：「以玉作六瑞，以等邦國：王邦鎮圭，公執桓圭，侯執信圭，伯執躬圭，子執榖璧，男執蒲璧。」又記載：「以玉作六器，以禮天地四方：以蒼璧禮天，以黃琮禮地，以青圭禮東方，以赤璋禮南方，以白琥禮西方，以玄璜禮北方。皆有牲幣，各放其器之色。」

    所有這引起禮器，以圭最為重要，圭為國家之重器。據周禮大宗伯的解釋：「不執圭者，未成國也。」可以知之。

    周禮之書，所記載的玉圭，都是禮器的圭。圭形本源於石斧，是把原始崇拜石器的觀念，再與崇拜君權的觀念相結合，加以具體化地運用，用玉製作成為象徵政權的瑞器，並把圭規定了尺寸、用途，做為封官拜爵之用，作為天子諸侯的寶器，這便是朝廷禮器的圭。

    六瑞、六器，以及天子祭祀山川薶沉之器、祈雨之器，這些玉制器物供朝廷使用，均見於周禮之書，都是周代開始使用的禮器。

    歷代的注疏家，多依據周禮經文，臆度揣測，或繪成種種之圖形。如宋代聶崇義之三禮圖，把桓圭繪作  ，器中作兩豎直紋線。此種臆度作圖，雖不可信，但可反映出古人對周禮經文之見解。

    禮記王制之記載：「王者之制爵祿，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，凡五等。」這是為「五等爵祿」的永載。周禮大宗伯的記載，雖不說五等爵祿，而列為「六瑞」，即加上天子也執一玉瑞，但也涉及五等爵祿。

    「六器」之說，涉及五行方色，五行之說，見於書甘誓與洪範，兩書是春秋、戰國未所出之收。五行之說，大約是戰國時期的儒家，因循前人舊有的知識，加以整理而成。而「五等爵祿」，是戰國儒家依據西周舊有爵祿之名，而賦以等級之說。

    周禮之書，考古學家有認為是戰國之作，是當時募集遺聞佚志而成，此說已為近人所共識，而這些大多出諸傳聞，不會是憑空所作。而周禮一書，雖曾經被劉歆點竄改，仍不失其價值。上述種種，明顯是戰國時經儒家加以理想化、系統化所修飾過的結果。迄今在先秦考古的出土中，仍未發現這麼多的品種和顏色。但商、周時期把某些類型的玉器作為等級標誌與朝祭儀中也是事實，也是有據可依的。

    如「詩經」在現存三百零五篇中，包括「風」、「雅」、「頌」三部份，系周代王朝及北方各諸侯國史官、樂師經過長期收集、整理而成。「頌」是宗廟祭祀的詩篇，可信的程度相當高。而中國早在商周時期，即有史官的設置。「尚書·多士」說到：「惟殷先人，有典有冊」足見商代已有記言或記事的文獻。安陽殷墟出土的大批甲骨文，可說是商代後期的王室檔案，亦為目前所知的中國最早文字史料。

    傳世史書以「尚書」為最早，收集了虞、夏、商、週四代統治者的號令訓誥，是研究三代的重要史料。

二    桓圭

    禮記考工記玉人所記載之圭乃「杼上終葵首」，清吳大澂古玉圖考：「是杼上者，言其長而薄；終葵首者，言其廣而方也。」吳氏根據考工記玉人說到大圭時所說的「杼上終葵首」，考證出禮器之圭是平首圭。

    圖  之圭是與圖  之圭都是桓圭。考據如下：

    它們都是長而薄，廣而方；上端有一孔，孔兩面對鑽，相接處微有偏移，俗稱有「臺階」；圭身方正平直，下端最末處兩面微削成刃狀，是典型平首圭。合乎西周制禮的圭制。

    陳大年認為：「圭本立體之器，其雙植乃指寺身兩邊之線緣，即全身方正平直。」

     周禮大宗伯鄭注：「雙植謂之桓。桓，宮室之象，所以安其上也，桓圭蓋亦以桓為瑑飾。」賈氏疏：「檀弓雲，三家視桓楹，彼註四植謂之桓者，彼據柱之豎者而言。桓若豎之，則為四稜，故雲四植，植即稜也。此於圭上而言，下兩稜著圭不見，惟有上二稜，故以雙植言之也。」

    此兩玉圭上端均有兩組（每組兩條）橫刻之極細平行直線，極可能就是古籍所指說之「雙植」謂之「桓」；橫刻陰線之下，有五組豎直平行陰線夾著的四條間隔，亦可能是古籍中認為分隔號四植，而謂之桓者。五組分隔號夾著的四條間隔，它與殷墟婦好墓中出土的一件玉圭（圖   ）之間隔極為相似。

     婦好墓中之玉圭，中刻五條深刻陰線，使圭面略呈四條寬的稍似微凸的間隔，近代專家稱之為凸稜，便認為是四稜，並引用「桓若豎之，則為四稜，故雲四植，植即稜也。」即與古說四植為「桓」的說法相合，於是稱它是「桓圭」了。這是近人的看法。但婦好墓出土之圭，是殷商之物，自非西周禮制之桓圭。如它是桓圭的話，則又可推斷商代時可能已有用圭作朝廷禮器，不過還沒有西周禮制之完備，以及有沒有什麼確定的制度也未可知矣。

    此兩件玉圭乃真正的古器寶物，古籍中謂之雙植或四植，可能就是分別指此兩件圭的橫線、分隔號而言（而一組的兩條平行線，方能表示橫樑、豎柱之形）。三禮圖把桓圭繪作  ，中作二單分隔號，頂作屋頂之形，說明宋人認為桓圭與宮室上方有關，而作屋頂形，但非橫樑、豎柱之形。因其無實物可據，僅依據周禮經文，臆度揣測作圖，自不免有錯誤了。

    禮記言圭，雖屢言「以素為貴」，但為分別等級，於素身之上，陰刻極細之數條平行直線，仍不為過，極有可能，當可為朝廷禮器制度所接受。而此兩玉圭之平行刻線極淺極幼，乍看之有如素面，與禮以素為貴者亦致吻合，故推斷應屬桓圭無疑，是為「公」所執之「桓圭」。

    今此兩件桓圭實物的出現，大致可證信周代的五等爵祿及六瑞之說，其可信之程度將會大大提高，從而對考古界而言，將是一項突破性的重大發現，勢將有專注研究之必要，而極具史實的意義。

    至於周禮考工記玉人所記圭的尺寸，可能就是戰國時代的尺寸。因周代經歷了漫長的八百多年，近九百年間，其尺寸定制也絕不可能一成不變。因為周公制定了禮、樂制度的時間是周初的開國時期，周公姬旦是周武王之弟，是協助武王滅商建周的開國大功臣，武王滅商後兩年病死，子成王年幼繼位，由周公代管國家政事，並制禮作樂。至東周時期，社會長期動盪不安，戰爭頻繁，到春秋末期禮崩樂壞，戰國時期各自為政，其制度已經完全崩潰了。度量衡制亦各國不盡相同，尺寸單在戰國時期亦已有異。

     如西周尺之長度至今未明，所知者：存世商尺，合今尺一六.九五公分；上虞羅氏所藏的戰國尺是二一.七公分；秦漢時代的衛器制度規定的一尺，相當於二十三公分；玉莽在新朝建立的那一年（西元九年）曾下令統一全國的度量衡，根據銅丈實物測定，一丈是二三0.三公分。故考工記玉人所記的尺寸也只可能代表某個時期的尺寸而矣。

    迄今為止，還從未在有出土紀錄中發現過一件，與考工記玉人所言的尺寸相符的朝廷命圭。因此，這兩件實物桓圭的面世，顯得特別有重大的歷史意義。

    其尺寸考證如下：

    圖  的圭，尺寸剛好是玉人所說桓圭的尺寸，桓圭九寸，合今尺二0. 公分，正好是此圭的尺寸。

    禮記考工記玉人說：「命圭九寸，謂之桓圭，公守之；命圭七寸，謂之信圭，侯守之；命圭七寸，謂之躬圭，伯守之。」

    因為秦為戰國七雄之最強國，玉人最可能採用最強國之尺寸標準。至秦一統天下，頒令全國統一度量衡制度，所規定的秦尺，確知相當於今尺二十三公分，亦應即戰國時代的秦國之尺寸標準，因秦統一天下後，正百事代舉，不可能立刻廢其原有之度量衡，而重改其制，以大增煩瑣。而史籍亦記載，秦統一之後，以秦國原有的制度為基礎，把法制和度量衡統一，故史籍此說是為可信。

    圖  之圭正長二0. 公分，即戰國之秦國尺（二十三公分）的十分之九，即九寸，正合玉人所說的尺寸。故系戰國桓圭無疑。其平行陰線刻也較圖  之桓圭微深，反映出戰國時期禮器，可能 已不及西周初所訂禮制之那麼嚴謹。

    反之，可證圖  之桓圭，長二  .  公分，因尺寸之不同，故推斷必屬西周初或中期之禮器，從而又可反映出西周之度量衡確與東周末期的不同，已有了些改變。而戰國期間各國之度量衡亦確實不盡相同，故古籍中才載有秦一統天下後，即頒令全國統一度量衡之說。

    今這兩件桓圭實物的存世，強而有力地可證：

    （一）禮記一書的時代，是戰國儒家募集當時遺聞佚志之作，不是憑空所作。解決了歷代史學家對該書時代的揣測及爭論，從而深具重大的歷史意義。

    （二）是歷史上第一次有實物可證：周禮一書，所載之事，起碼部份是有真實性，所以又可推斷其它尺寸或其它部份，均為可信或可信之程度相當高。但其所載之尺寸應僅是戰國時期禮器之尺寸，而未能代表西周之尺寸。